来源：家长学院　　文章作者：霍思伊

　　来到中国以后，他才发现，革命远比自己想象的复杂。

　　每天，都有人向李中清宣扬社会主义的优势和资本主义的劣势，由于语言不通，反驳往往是无效的。“他们态度很硬，很硬地压我，我有一点反感。”

　　另外两位华裔后代回国后均写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但李中清没有。或许是从小受父亲影响，在思考问题时，他明显有一种理科式的严谨和注重证据的习惯，因此情绪上的感受并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这个标志性事件也成为了李中清研究的一个发端。而他对高考的关注，在1998年迎来了一个契机。

　　学籍卡中的秘密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为了和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北大提议将现存档案数字化。当时正在北大做客座教授的李中清，对建立数据库很熟悉，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他很快发现，这些需要电子化的档案包括大量的学籍卡信息，而这里面隐藏着一个他多年来一直渴望揭开的秘密：高考。

　　于是他跟时任北大副校长迟惠生、分管档案的副校长何芳川商议，能否把这些学籍卡信息单独整理出来，创建一个数据库，并通过计量方法进行分析。但对于能得出什么结果，李中清不敢保证。

　　从1983年起，他就开始收集中国东北各地的历史人口史料，并建立起基于八旗户口册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

　　北大的一个顾虑是，学籍卡信息涉及到大量学生隐私，如何在合法范畴内进行学术研究有待商榷。另一方面，他们还担心，研究结果是否会对学校的形象造成影响。

　　上世纪90年代末，舆论对北大多有批评，“寒门再难出贵子说”广泛流传。根据当时影响甚广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在某一给定教育阶段上，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完全满足后，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后来的研究似乎印证了这一假说。据她统计，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学籍卡为判断一个学生的社会来源和教育上升途径提供了最核心、最重要的信息。学籍卡的信息包括学生的父母单位、父母职业、家庭出身、家庭地址和主要求学经历（入学前毕业学校）等，少部分学籍卡还提供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状况等内容。

　　经过多次沟通和协商，北大校方最终同意，李中清团队在不直接接触数据的条件下，可以使用进行研究。

　　北大先将1952至1999年间64500多位北大学生的学籍卡数据，手动录入电脑。为保护学生隐私，一律隐藏了学生的姓名和照片。李中清团队将统计软件在储有数据库的电脑上运行，不能提取原始档案。

　　李中清说，他们一共被允许进馆三次。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梁晨是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接触数据困难，每次进馆前，他们都要开很长时间的会，论证各种可能性。

　　以职业为例，他们一开始认为可以把村主任算作农民，但运算后发现，北大学生父母是干部的比例有点低，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于是最终将村主任划入干部一档。

　　与北大相比，苏州大学的态度要开放一些。自2007年开始，李中清团队开始将苏州大学1933~2003年间的86393份学籍信息录入数据库，与北大的分析同时进行。

　　北大和苏大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和江苏省高校的代表，其生源构成，分别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和省级高校的生源状态。

　　2008年，研究已经初步完成。当年1月，李中清团队对北大公布了研究成果。

　　会议由现任北大校长、时任常务副校长林建华主持，教务部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及社会科学部的领导均列席在侧。

　　现场的气氛有些紧张。林建华后来告诉李中清，北大确实有些担忧，不知道会揭示出什么样的结果。

　　令李中清意外的是，结果与他预想的非常不同。他的团队此前认为，中国的精英教育应该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不平等问题较突出。

　　而研究表明，在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约有35％~40％的教育精英来自工农家庭，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

　　即便是改革开放后，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精英大学中工农家庭学生的比例依然相当稳定，能够保持在1/3到四成之间。

　　而在美国，半数以上的精英大学生来自5％最富有的家庭。

　　因此，在实现精英教育生源多样化，给予社会中下层子弟教育晋升途径方面，新中国通过高考所取得的成绩，不仅相对于自身传统（科举）是成功的，也优于欧美发达国家。

　　这一现象，被李中清的团队称为“无声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