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意志力教育学院　　文章作者：佚名

　　减弱刺激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席德斯的试验中就使用了阈下刺激：尽管受试者无法察觉刺激，却能据此改变自己的回答，因此刺激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这样的试验想要证明的是知觉不一定需要意识参与。这里最常用的一种策略就是减弱刺激，其中包括减弱对比度（减少刺激和背景之间的差异），或减少刺激在屏幕上展示的时间（只展示几毫秒），或让它（以很小的时间间隔）在另一个“掩蔽刺激”之前或之后出现，例如马赛尔的试验。

　　还有其他的掩蔽技巧，包括在呈现刺激的同时呈现干扰刺激，甚至对一只眼睛展示色彩多样、十分鲜艳的动态图像，而对另一只眼睛展示目标刺激。与其他刺激方法不同，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使遮蔽时间长达几秒钟。

　　这类研究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即强度和有效程度之间的矛盾：如何确保刺激弱得无法进入意识，又强得足以影响行为？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为了探索不借助遮蔽而达成阈下刺激的方法，我们最近在比利时自由大学开发了一种设备，能够在屏幕上展示最短只有20毫秒的视觉刺激。这一设备能够让图像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屏幕上闪现，不需要任何遮蔽，受试者也不会意识到图像的出现。那么，如果将这种图像用于启动效应试验，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初步试验结果显示，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当刺激可见时，它才会对行为造成影响。只有当受试者报告察觉了刺激，我们才会观察到启动效应。令人惊讶的是，从无法感知到能够感知之间，时间的差异极小：当图像展示175毫秒时，受试者看不到图像，也不会产生启动效应；当图像展示350毫秒时，受试者报告看见了图像，我们也能观察到启动效应。这或许表明遮蔽的作用原理主要是改变注意力，而不是通过对比让刺激减弱。

　　第二种策略是通过转移受试者的注意力，让一个刺激变得不可见。我们知道，有意识的感知有时候取决于刺激的质量（如持续时间、对比度），以及我们在一个情境下的注意力。“变化盲视”现象（对电影中的场景添加一个物体，我们会无法察觉）就很好地解释了注意力在意识处理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999年，美国科学家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和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进行了一项著名的试验。他们让受试者观看一部短片，内容是两个三人小组在狭小的空间内互相传球，一组队员身穿黑色球衣，另一组身穿白色球衣。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计数，看看穿着白衣服的队员进行了多少次传球。受试者们不知道，第七个演员穿着戏服扮成大猩猩的样子，从右侧缓缓走进镜头，并且在场地中央停下来，拍打自己的胸脯，然后从左侧离开。只有寥寥几个受试者报告看到了不寻常的镜头，这令所有人大吃一惊。而且，如果让他们重新观看短片，不计算传球次数，所有人都能马上发现那个闯入者！这个“看不见的大猩猩”试验的各种版本如今已经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告诉我们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是不完备的，而且我们很难承认这一点。

　　通过其他方式让一个刺激消失也是有可能的，例如注意瞬脱：要求受试者在一系列的刺激物（每秒6到29个物体）中识别出两个特定的刺激物，它们与其他刺激物的颜色或性质不同，从而直接操纵受试者的注意力。当这两个目标物出现的时间间隔足够短暂（相差几百毫秒），受试者就不会意识到第二个目标。

　　这些研究面临着另一个两难的问题：只有当受试者的体验结束之后，观察者才能提问。提问的过程本来就会马上吸引受试者的吸引力，使其转向我们所寻找的、本该处在意识之外的东西。

　　第三种策略更加微妙，它对情境进行了描述，让受试者对情境的感知与现实并不相符。这样的案例包括安慰剂效应、暗示，甚至催眠，这些方法都能影响受试者对事物的感知。

　　2016年，在法国图卢兹脑与认知研究中心，安德里亚·阿拉米亚（Andrea Alamia）和同事们就在一系列试验中采用了这样的策略，他们证明了确实存在无意识学习现象。研究人员让受试者观看一团由点构成的云，点朝各个方向运动，受试者需要判断大部分的点运动方向是向左还是向右。经过若干次尝试之后，这些点被涂上同一种颜色（绿色、红色或蓝色），受试者有时需要回忆它们是什么颜色。受试者所忽略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三种颜色中有两种与点的运动方向相关，他们可以据此回答问题，而第三种颜色与运动方向无关。因此，尽管用其他方法来完成任务都会十分困难，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观察颜色，这能大幅改善受试者的表现。

　　在试验过程中，没有一个受试者报告发现了颜色和答案之间的关系，但是试验结果表明他们全都（无意识地）逐渐注意到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关联，或许是因为颜色的出现被研究人员描述得就像另一个点，与其他的点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在简单回顾了所有策略之后，我们能总结出什么？对于从阈下感知到无意识学习的各种潜意识认知现象，我们有两种可能的态度。首先，我们可以全盘否认这些现象，认为我们精神生活的全部都必须是有意识的。尽管这种观点看起来没什么说服力，一些研究人员却大力捍卫它，不仅毫无理由地批评方法论中的诸多不确定性，称它持续污染着这个领域，还将所观察到的结果归因于使用的测试方法不够灵敏，或受到了没有被充分控制的变量的干扰。尽管大脑确实能够在意识不参与的情况下处理信息，例如盲视现象所证明的那样，但是这些能力的存在无法证明存在一个强大的潜意识认知。或者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能力并非来自于意识，而是来自于一些简单的神经功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自发的。

　　另一种态度就是承认某些信息能够在意识不参与的情况下得到处理，例如语义信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这种潜意识认知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根据现有的研究证据，我们能够肯定地回答，尽管这些无意识处理过程确实存在，但它们都是短暂的、表面的，通常不会对行为造成影响。所以，没什么理由担心我们有可能被操纵，因为相比操纵我们的潜意识，通过劝说或建议的方式直接影响意识要容易得多。如果确实存在那样一座冰山，那么浸没在水下的部分就是意识的神经基础，而非我们的心智中某个隐藏的部分。

　　要想将这个辩论再推进一步，一种方式就是假设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边界是流动的，它很容易受学习过程的影响而发生大幅度的改变，并且在一生中都具备弹性。

　　流动的边界

　　我们以驾驶汽车为例来解释。在车子启动阶段需要有意的控制，需要意识的介入，但这一过程逐渐被一系列的自发行为所取代。自发的驾驶十分流畅，一个熟练的驾驶员能够毫无困难地一边驱车行驶在道路上，一边和身边的乘客聊天。在这样的情况下，意识不完全是缺失的，更像是可选择的。但是这种情况与阈下感知十分不同，它促使我们反思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即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我们对世界的有意识感知是一个动态过程。这有点像一条河流，随着时间的推移，河水的流动也在塑造着河床；自发的信息处理也是一样，它既发生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又改变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要想辩论更有意义或许还需要持续发展技术，将大脑过程可视化、量化。今天的大脑成像技术，尤其是某些分析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码大脑活动，为探索无意识和意识处理过程之间的关系提供美妙的可能。

　　2018年，在日本京都的国际先进通讯技术研究所，文森特·塔斯切罗-杜姆切尔（Vincent Taschereau-Dumouchel）和同事们证明，只要记录患有蜘蛛恐惧症的人的大脑活动，同时要求他们尝试通过思想控制屏幕上一个圆圈的大小，就能减轻焦虑。受试者们没有注意到，圆圈的大小是随算法控制而变化的。算法实时追踪他们大脑中的活动，观察一个与蜘蛛相关的神经通路的活动变化。换言之，通过这种神经追踪方法，我们能够通过抽象图像有意控制潜意识活动。这样的方法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潜意识，同时更深入地了解意识本身的机制。

　　文章选自《环球科学》杂志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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