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家长学院　　文章作者：佚名

李中清的研究表明，建国后工农子弟比例提升，是因为中国在建国后，一直执行“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政策，大学招生时明确规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工人、农民以及华侨、革命烈士子女。

1972 年，苏州大学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中，农民子弟高达56％。但此后，农民子弟比例迅速下跌，跌至30％以内。

在“文革”期间，地主富农子弟基本退出了苏州大学，中农、上中农子弟的比例也持续下降，而贫下中农一骑绝尘。

两所大学的工人子弟比例，几乎都在1973 年前后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其中北大甚至超过了30％，此后有所收缩。

这一期间，干部子女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工农子弟。李中清团队引用了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中提及的数据，1972 到 1976 年，70％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

1977年恢复高考后，农民子女的比例一度跌到谷底。苏大农民子女比例在1978年降到13％，是1949年后的最低点，此后有所回升，维持在25％左右。北大农民子女比例在1980年代基本维持在15％~20％之间，19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

与农民子弟的情况类似，工人子弟比例也出现了较大下降。在整个 1980 年代，北大和苏大的工人比例持续下滑。一直到1989 年以后有所上升。到20世纪末，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工人子弟比例已经超过了20％。

研究指出，这种现象与1990 年代以来工人群体的不断扩大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只占工农总体的1/3左右，到1990年代已经达到了一半，其中很多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从工农总体来看，北大自1981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0％~40％。苏大自1981年以来，只有３年低于39％，1994年以后则超过45％，1999年以后更是接近50％。

这说明，中国精英教育至少在21世纪初以前，具有相当的社会流动性，起到了向社会中下阶层“开门”的效果。

另一方面，干部子女在高考恢复后的增长趋势非常明显。在北大，干部子女从80年代的20％多，到90年代初期的30％多，1997年则达到39.76％。苏大干部子女也在90年代增至30％多。

李中清观察到，干部的性质在这一过程发生了有趣的转变。高考恢复后，党政干部和其他干部子女占比持续降低，但企业干部子女增长迅速，到2002 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报告指出，这种现象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现实有关。

从 1952~1999 年总体看，26.2％的北大学生是干部子女，37.46％的学生是专业技术人员子女，19.97％ 的学生有家长是农民，18.05％的学生有家长是工人。苏大的数据与之相似。

梁晨强调，他们的研究并非在说明中国高等教育越来越公平，而是试图证明，随着改革开放后财富不均的加剧，工农子弟的入学机会当然受到挤压，但中国的高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抵御了这种经济的入侵。

“西化”趋势

截至1999年，共有约6500所中学给北京大学提供过生源。其中， 7.39％的北大本科生来自排名前５的中学，占所有向北大输送学生学校总数的0.08％。占来源中学前3.08％的中学（约200所）输送了41.1％的北大学生。前5％的中学输送了50％的北大学生，前20％的中学输送了接近80％的北大学生。

苏州大学的情况与之类似。

恢复高考后，北大学生的来源更加广泛，从1950年代的400~500所中学，增至1000所左右，并一直保持稳定。但是，这一数字在全国普通高中及完全中学总数中的占比，尚不到８％。

教育部1981年统计，全国共有重点中学4016所（占全部中学的3.8％），其中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696所。

统计结果显示，除去“文革”时期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北大学生中有54％来自这696所重点中学。

另外，来自海南、贵州等省的学生，集中在极少数位于城市的重点中学。在来自海南的北大学生中，70％来自同一所重点中学。李中清团队认为，越是不发达地区，重点中学越重要。

这些重点中学通过实行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削弱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成功的影响，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

李中清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内，强调“勤劳”和“投入”的学习方法，确实最大化地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出生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命运差别，使得中国大学的生源多样性得以产生和延续。

他得出结论，乡镇学生要想进入精英大学，首先必须进入本县的重点中学。所在区县的经济、教育越落后，这一标准越适用。

然而，一直致力于推动教育均衡化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对这一结论抱有疑虑。她在与应星共同撰写的《“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中指出，在资源上，无论是教育经费、师资力量、实验设备，还是校舍条件，县中学都很难与大中城市的同类重点中学相比。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学生比例下降，这才是根子上的原因。”

她指出，所谓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农村生源在减少，外显的表征是高考中能考出高分的农村考生减少了，看起来是高等教育的录取问题，实际上往前推是高中阶段教育的问题，再往前推，则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

李中清也承认，他撰写报告时是2008年，那时候超级中学的现象还没有那么严重。

而当超级中学与自主招生等多元化的选拔方式结合起来，农村考生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再次被挤压。

据媒体报道，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都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即西工大附中、高新一中、西安铁一中、西安交通大学附中、陕西师范大学附中）垄断，其中西工大附中一所学校的保送、自招名额就占到全省的五成左右。

2012年，清华大学课题组抽样调查显示，生活在直辖市的学生，获得自主招生名额的可能性是农村学生的5.5倍。非农户口学生中，有0.8％的比例能够获得保送资格，而农业户口学生的比例只有0.3％。

2017年6月，李中清和梁晨等人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江山代有人才出——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1865-2014）》，把中国近150年分成四个阶段：

1865——1905年，官员与科举成功者子弟成为了教育精英的垄断者。

1906——1952 年，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士等新职业群体代替传统官员，在教育精英的家长职业中占据明显优势。

1953——1993年，工农或无产者子弟成为新的优势群体。

1994——2014年，有产者和工农无产者子弟混杂，但有产者子弟的优势逐渐显现。

李中清很担忧，中国会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逐渐丧失现有的发掘人才的优势。

调查显示，在美国最优秀30所大学中的多数学生，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间减少了一半。

李中清团队指出，如何保持过往“无声革命”的成果，是当下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

梁晨还记得一个细节：在北大宣布结果时，在场的老师突然意识到，原来身边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都是农民家庭出身。而现在，他们是科学家、学者、学校高层，手里掌握着众多学生的命运，甚至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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