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中小学教育网　　文章作者：魏智渊

不是你说错了，而是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我经常称这种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为“中国式思维”，有人精辟地概括为：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看到一篇博文《教育专家必须在教学第一线带班教书》，文章第一部分是这样的：

湖南娄底卫校某班主任自掏腰包买来100斤瓜子，让上课嗑瓜子的学生“嗑个够”，图片传遍微博、网络，最终，这消息被众多“教育专家”捕获，于是某些教育专家坐不住了，以键盘为利器，以文字为炮火，对这位班主任老师的行为进行全方位分析批判，随后诸如该老师违背教育法，侵犯学生人生权利，涉嫌体罚甚至涉嫌违宪等指责都来了。

够吓人的。但我真没看到这些文章里教育专家面对这种情况提出最佳解决方案，个别专家提出了解决方案，也是典型的“专家型”方案，理论一套一套，放之于纸上熠熠生辉，放之于实际则可能一败涂地。

所以不少网友在专家文章后留言：专家，你来试试。

我的观点亦是如此。

我感兴趣的，是大量类似这种貌似充满正义感的文章背后的思维方式。

在我看来，这件事作为现象，可以引发若干不同的讨论话题：

1．这个班主任的作法是否正确？专家们的批评以及解决方案是否合宜？我认为这是班级管理领域的一个带有学术性质的问题。

2．学校或上级行政部门，有没有对这一事件进行介入（我当然认为是根本没必要介入的），介入得是否恰当？这是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

3．假设真的有大量的教育专家发表意见了，并且意见很荒谬，这又涉及到一个专家培养机制的问题，甚至是师范类大学的体制问题。（我认为这件事还没被关注到这个地步，没有引发大量专家的介入。当然，如果有人举出铁一般的证据，我只好认错，毕竟我只是依据逻辑判断）

但无论哪个问题，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逻辑为准绳。

但这篇文章，并没有对事实本身进行详尽的充满理性的讨论，反而直接话题一转，先判定专家是荒谬的，然后，直接提出了专家发表意见的合法性的问题，这非同小可。因为作者实际上是在说：“这件事的是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有长期在一线，不配发表观点。”

专家必须在一线教书（而且后文说，离开两三年都不行），这观点草率得令人吃惊。自有班级授课制以来，除了苏霍姆林斯基这样的孤例（阿莫纳什维利都不算），还有几位著名甚至伟大的教育家达到了这个标准？这些人都不配称为专家？不配就某些教育教学的问题发表观点？一个课程专家不到中小学一直兼课，就不配研究课程？一个德育专家，不长年担任班主任，就不配称为德育专家？杜威虽然创办过芝加哥学校（而且短暂，甚至不甚成功），但基本上没在中小学带过课，他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对整个20世纪乃至于未来中小学教育的影响，有几人能及？相反，苏霍姆林斯基并不擅长理论（他当然熟悉不少理论），所以他是个经验型的教育家，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属于经验汇编。而这经验实际上局限了他的高度，并且是帕夫雷什中学难续辉煌的重要原因之一。

理论是有力量的。人类能提出宇宙大爆炸的理论，能让卫星上天，首先得益于理论的力量。一个聪明的农民，一辈子无论如何守在田野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进行农业实践，其贡献也比不上袁隆平。袁隆平的贡献，不是因为经常下地干活，而是来自专业。

任何一个或几个甚至一批具体的教育专家的平庸（何况未必是平庸），都无法归纳出“专家无用论”或“教育专家必须在教学第一线带班教书”的结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现在一线早就是专家遍地了。可事实上，正如有人所说，若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不过是个邮差。

二

这篇文章的用意，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例如班主任这样做是不是合适，专家的意见究竟对还是不对），因为它绕过问题，试图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在这里，就是指教育专家。简单地说，教育专家，你要么一直去一线教书试试（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要么就闭嘴（那就只能闭嘴了）。不是你说错了，而是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

可能许多一线老师都觉得读了解气，心里舒坦了，但问题是，这种方式，对你的发展有帮助吗？对改变你的处境有意义吗？

我经常称这种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为“中国式思维”，有人精辟地概括为：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之所以说是“中国式思维”，就是说，它不是某一类或某个阶层的思维方式，而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普遍的思维模式。

一个社会，总会存在不同声音，甚至“持不同政见者”。毕竟，要让所有人都成为周小平，在朝鲜或有可能（甚至都不可能），在现代中国是万万不可能了。不同的见解，可以在游戏规则范围之内自由讨论。但这很难。举个印度的例子吧，印度在全世界被称为“强奸之国”，首都也被封为“强奸之都”，印度媒体人、知识分子拍摄了一部关于印度黑车强奸案的记录片，却被政府封杀，理由是“影响印度的国际形象”。也就是说，本来强奸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政府首先考虑的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解决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更彻底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持不同政见者消失甚至彻底消失，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当代史并不鲜见。甚至，这是许多政府维稳的主要思路之一。

但反过来，有些（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感受到了太多的社会问题，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是滴水穿石地推动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解决，直到社会逐步改良，而是认为，只要解决了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这种思路恐怕也要反思。

《穹顶之下》之后，没过几天，许多人的焦点就转移到了柴静身上，问题本来是雾霾，最终经过中国式思维的转化，再次变成了人。一个环保问题，变成了阴谋问题，再变成了爱国主义的问题。正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所以雾霾还将是雾霾，大家慢慢吸吧。因为我们习惯于将不同的问题搅合在一起，结果让真问题隐蔽了。

三

中国式思维浸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候让人窒息，就像雾霾。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也具有对思维方式上的雾霾的高度适应性，最终，呼吸新鲜空气是要不习惯甚至晕倒的。

我也遭遇过不少中国式思维，甚至可以说时时在遭遇。许多时候，我本想解决问题，结果被当成问题解决掉了，你懂的。

我曾在某机构服务数年，夙兴夜寐，靡有朝矣。我的目标很明确，使自己成为某一领域或某些领域的“问题解决者”。但当你在努力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些人开始觉得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我不但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还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人。最终，当别人不想或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把矛头指向提出问题的人。

作为一个伦理国家，中国人对人的兴趣，远远高过对自然的兴趣。中国人的自我价值感，也往往是通过与人的关系而进行定位的，这是可悲之处。我们对天空没兴趣，对大地没兴趣，对花草虫鱼没兴趣，对许多值得探索的问题都没兴趣。

在一部科幻影片中，一个科学家终日在实验室里研究，别人问她幸福是什么，她说，当我在实验室里率先观察到某些真相，领会到某些真理的时候，那是别的一切无法取代的幸福。

四

为什么有人会热衷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解决问题？

因为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总比解决问题要来得容易。在任何领域，要解决高水平的问题，非得经过长期的专业的训练不可。对教育来说，这种训练尤其不易（这也是许多专家名不副实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避免了问题被深究，避免了自身缺陷被暴露，避免了自尊心受损，这比解决问题本身来得更快捷，何况有时候问题本身并不是自己能够解决的，这时候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显得更为顺理成章：既然问题解决不了，何不让自己感觉好一些呢？

就是说，我们先天就有防卫机制，就像乌龟的壳，它固然保护了我们，但也让我们终生成为缓慢而低级的爬行动物。当一群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来取消问题的人构成一种力量，这就叫“乌合之众”。

而一个自由的人，是通过解决问题来显示自身力量的人。他必然地对自身的思维方式有一种自觉的反思，并洞察到了本能中的自我防卫机制且能控制它。哪怕问题解决不了，只要认真地面对问题，就无损作为自由人的尊严。

2015年3月15日星期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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